豪森，德国人，出生于１９３６年，３６岁担任德国埃朗根-纽伦堡大学病毒学教授，并开始研究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ＰＶ）等病毒与宫颈癌之间的关系。他用了十多年时间终于发现某些类型的ＨＰＶ就是宫颈癌的病原体，这一发现为开发出宫颈癌疫苗打下了基础。豪森现任职于德国癌症研究中心。

巴尔－西诺西，法国人，出生于１９４７年，自上世纪７０年代初以来一直在法国巴斯德研究中心工作。巴尔－西诺西是近年来少有的诺贝尔科学奖女性获得者之一，以研究艾滋病病毒而闻名，是１９８３年发现艾滋病病毒的论文作者之一。巴尔－西诺西已与其他一些科学家合作发表了２００多篇论文。

蒙塔尼，法国人，出生于１９３２年，也是艾滋病病毒发现者之一。蒙塔尼的父亲是会计师，闲暇时喜欢在家里地下室做科学实验。受父亲影响，蒙塔尼从小便对科学感兴趣，由于他祖父长期受结肠癌困扰，所以后来他决定投身医学。蒙塔尼现任职于世界艾滋病研究与防治基金会，主要致力于寻找艾滋病疫苗和疗法。(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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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岁就要直面死神，他却微笑着对妈妈说：“妈妈，我从来没有浪费过一分钟，我很开心，我活得实实在在……”

　　2000年3月23日，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郭申元，在离开故乡10年之后，第一次回到上海。四天后，这位年仅29岁的杰出科学家在故乡辞世。

　　郭申元的辞世，首先在为数并不多的一些了解他所做的研究工作以及他本人情况的朋友中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用他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导师、国际著名的DNA研究专家查尔斯.理查森教授的话来说：“这位年轻人所作出的贡献，要远远超出比他活得更长的人。”

　　郭申元1970年6月12日出生于上海，父亲是一位富含学养的学者、某著名出版社的负责人，母亲是上海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主管药剂师。

　　最早让郭申元体现出科学家素质的是他有关蟑螂的研究。小学五年级，当他发现老房子里蟑螂很多时，不知哪本书上所说的“蟑螂是恐龙时代的生物”，引发了他对蟑螂的兴趣。他开始捕捉和研究蟑螂，让父亲吃惊的是，孩子竟然坚持了4年的寒暑假，而且不仅在自己家里捉，外婆家、舅舅家、阿姨家，都成了他的蟑螂研究实验室。通过捕杀蟑螂计算它们每年的增长率，他分析了蟑螂迅速繁殖的生理和社会因素，年仅16岁就撰写了一篇题为《上海的蟑螂数量将与纽约不相上下》的论文，并发表在1988年3月的《自然与人》杂志上。

　　郭申元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也非常好,中学毕业前夕,父母曾对孩子的人生方向有过一番争论，父亲希望他学文科，学医出身的母亲希望他读医科大学。最后，母亲的影响稍占了上风，1988年，郭申元被上海著名的重点中学–上海中学保送至复旦大学生物化学系深造。

　　在复旦，郭申元仅学习了两年时间，以优异的专业成绩和英语成绩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录取。

　　1990年10月，郭申元用自己在大学课余时间编译的《美国人养生五百忌》一书赚得的稿费买了机票，怀揣着父母省吃俭用赚下的3000美金，开始了他在美国的学业和科学研究。

　　1992年，郭申元以全“A”成绩毕业，他出国后的第一个成绩就是获得了“全美优秀生”称号。

　　1995年3月，郭申元获生物化学硕士学位并顺利通过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资格试成为博士候选人。正是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他的研究方向是DNA主要构成物质的合成与复制，这与美国正在进行的防癌、抗癌药物的研制直接相关。他的博士论文大纲获专家们的高度评价，被认为体现了在DNA研究领域内的新思路和巨大潜力。

　　他写信告诉父母，自己已决定选择抗癌研究这高难度的基础理论研究。他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一个能快出成果或马上能产生经济效益的领域，因此他索性要求父母断了希望前途无量的儿子在经济上可能对这个家有所回报的念头，他对妈妈说：“妈，你们不要希望儿子在美国赚钱。”

　　一辈子和癌症病人打交道的妈妈知道，自己的儿子从小就有一颗热爱人类的博大的爱心，也许正是自己无意间往家中带回的人类与癌症搏斗的信息，使孩子深深体会到癌症是人类最凶恶的敌人，从而促使他要加入人类征服癌症的最后决战。当妈妈年复一年地在肿瘤病房目睹癌魔施虐时，儿子却和一批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一起日日夜夜在实验室奋战，运用人类的最高智慧，寻求癌症发生的机理，为锻造制服癌细胞的武器指明方向。

　　近年来，一批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正在为深入了解DNA复制过程中的各个步骤而不懈地努力。因为，只有真正了解了这些过程，才有可能研究出控制癌症等反常过程的治疗方案。

　　1998年3月，郭申元以他的题为《蛋白质结构以及dAK与dGK组合差异及其结构基础》的论文获得美国生物化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得到了导师及国际同行如下的评价：“郭申元在DNA重组方法、蛋白质化学以及酶的机制等领域内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平，由他设计并进行的实验具有极大的创新性。他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对癌症及其他恶性疾病进行化疗成功与否的关键。郭申元在提出细菌酶的结构模式的过程中始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由他提出的基因组合技术独具创新性。因此我们深信郭博士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科学家。他定将为人体抗癌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在完成博士论文的最后一年，郭申元的妈妈特意请了一年的事假，赴美为儿子料理生活。妈妈回忆说：“申元他不讲究吃、不讲究穿，只是全身心地投身科研。有时，深夜里二、三点钟他突然会从床上爬起来，说是灵感来了，要到实验室去。我说你难道不能等天亮再去吗？他说妈妈你不知道，这种灵感稍纵即逝，也许睡一觉后就没有了。当时实验室离家有5分钟的车程，但申元却不肯开车去，他说夜已经深了，发动车辆会吵醒邻居，他总是在深夜步行半个多小时至实验室，在夜风中整理自己的灵感。”

　　郭申元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博士导师爱佛斯(DAVIDIVES)教授，非常喜爱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老教授给郭的父母写信说：

　　“申元是来我实验室工作的最优秀的博士之一，我曾想过他成为教授的那一天。他在沟通上的天赋和科研中的远见是非同寻常的。

　　“在实验室里，他快乐的天性和友善使每一天都变得明媚。作为我退休前的关门弟子，申元在我的心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认识申元有十年了，我爱他如自己的儿子。”

　　爱佛斯教授的这位“爱子”，因在生化领域内的杰出成就，同时被美国多所大学邀请开展博士后研究。最后，郭申元选中了哈佛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化学系。他以其扎实的基因学和酶学的功底以及娴熟的基因工程实验技术，加盟美国著名分子生物学、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理查森(CHARLS.RICHARDSON)的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

　　在理查森实验室，郭申元探索的是DNA复制过程中最重要的几种酶的作用机制以及基因蛋白质在复制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方式等基本原理。在今天对基因的结构已有相当认识，而对基因的功能及表达机理知之不深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极富挑战性又相当难度的基础科学研究课题。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郭申元就攻克了实验室中几年来不能解决的难题，他鉴定出了起到DNA解旋酶功能的蛋白质部份，并直接导致了对这种酶的结构的测定。

　　“这是科学家首次揭示这类解旋酶的结构。郭博士的名字将永远与这一独特的贡献连在一起。而且他的工作将为其他科学家继续研究这一重要蛋白质提供指路方向。”理查森教授在写给郭父母的信中这样评价。

　　郭申元受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两篇已发表在世界顶尖杂志《细胞》和生物化学领域中最高杂志《生物化学学报》上，一篇即将发表在最权威的《美国科学院学报》上。

　　就在记者采写本稿期间，6月26日，科学家们宣布了他们已基本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的绘制工作，即已测定了位于人类23对染色体之上的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中30多亿对咸基的排列顺序，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读出了“生命之书”。

　　这一轰动世界的重大科学事件，标志着科学研究在21世纪已进入了基因时代，破译遗传密码注定将引发医学领域一场深刻的革命。领导基因测定的科学家们指出，他们目前向世人公布的工作只是好比把一架波音777飞机的10万多个零件清单列出来，但这一清单并不告诉你如何组装，也没有告诉你飞机是如何飞起来的。接下来，科学家将研制出新技术和新设备来弄清“飞机是如何飞起来的”。

　　而曾让郭申元呕心沥血的研究工作，正与“弄清飞机如何飞起来”有着密切的联系。

　　到哈佛不久，郭申元认识了在田纳西州攻读工商管理的中国女留学生欣欣，不到一年的短短接触，使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得到了一个真正的“知音”，于是他们马上订婚、结婚。一切都是那么顺利、美好！

　　欣欣说：“在过去的一年内，与他相伴，看到他是一个多么勤劳、刻苦、多么上进的人！去年夏天暑期，我从田纳西来到波士顿，那年波士顿高温是百年不遇，他每天早晨出门去实验室，我在家做饭菜，装两个饭盒，中午12点给他送到实验室，那就是他的中饭和晚饭。那时我在三楼的图书馆看书，他就在楼下做实验，整理数据。当我催促他吃饭、回家时，他总是说：等一等，再过一个小时，再过一个小时。……他真是为科学而生的人！当他到哈佛之后的第一篇论文在JBC(《生物化学学报》)发表之后，他告诉的第一个人就是我，我们当时真是欣喜若狂啊！这之后，第二篇论文又在CELL(《细胞》)上发表，老板(理查森教授)对他为整个实验室工作的进展所作的贡献赞赏有加，我说现在你总可歇一歇，给自己放个假了吧。可他却说我实验又取得了新的成果，这些数据又可以写成第三、第四篇论文。但谁料到命运是这样无情……”

　　去年12月中旬，郭申元在和上海的父亲通电话时，父亲在话筒里听到儿子在不断地咳嗽。当时郭申元说，不要紧，可能是感冒了。当他连续咳嗽两周后，实验室的同事和老板强迫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检查一下身体。就在圣诞节前夜，郭申元被诊断出肝部长有恶性肿瘤，肿瘤压迫到肺部，才使得他终日咳嗽不止。

　　整个圣诞节，埋查森教授没有心思过节，他竭尽全力，亲自为自己的爱徒联系哈佛医学院最好的附属医院做手术，亲自安排美国最好的肝癌、肝外科专家会诊，亲自给哈佛大学癌症研究所所长打电话，要求加入最新的抗癌药物临床试验。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郭申元的生命太有价值了，他实在不愿意看到失去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和未来的教授。

　　今年1月3日，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为郭申元做了手术，他的肝脏被切除了80%。在熟知的老对手癌症面前，郭申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动手术时，他的父母在休息室里可以听见他和医生谈笑风生。医生说：“我已休息了一个礼拜，他是圣诞节后的第一个病人。”郭申元笑着说：“我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或许是意识到在与癌症的赛跑中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手术后仅10天，郭申元就回家恢复了工作，他让欣欣帮他拿来手提电脑以便整理研究资料，因为他正在准备的一篇论文将要对解旋酶的结构细节进行直接描述，这是别人无法取代的工作，他要和老对手抢夺最后的时间。

　　他对陪伴在身边的父母说，他觉得自己状况不错，让母亲扶着他到实验室去。一天，当妈妈看到他手捂肝区倚靠着墙壁时，忧心如焚上前询问，儿子却装着若无其事地微笑着对妈妈说：“不要紧，我只是借借力，借借力。”又有一天，郭申元在去实验室路上忽感不适，连忙下车，一下车就晕倒在地，司机见状，急忙将他扶起。郭申元苏醒后，又走进了实验室。

　　3月23日，病情恶化的郭申元回到了上海。他表示，“我要死在中国”，这是他阔别祖国在异国他乡奋斗10年而不归、日积月累的对故乡对亲人的深爱的最终爆发。当飞机在浦东国际机场降落时，他惊讶于上海的变化。四天后，3月27日，年轻的郭申元博士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郭申元的父亲告诉记者，他们家并没有什么癌症遗传病史，申元的爷爷活到了95岁，他的外婆现在身体也十分健朗。申元患上绝症，是与他在科学事业上过于忘我地投入紧密相关的。

　　在美国的实验室里，郭申元经常是干到深夜两三点才回家，睡眠时间实在太少。在美国探亲的妈妈曾关切地要他早点回家，郭申元这样回答妈妈：“我回来早了，就说明我的实验失败了；我回家晚就说明我的实验在继续，就有成功的希望，妈妈，你希望我早点回家还是晚点回家。”

　　在得知儿子得了癌症后，悲痛的母亲从牙缝里吐出了四个字：“积劳成疾。”

　　对儿子的天性早有所察知的父亲，还是在儿子出国前夕就曾特意用篆书为他写了两条字幅，一幅是“适者寿”，希望儿子明白万事还须适可而止方能久远的道理：一幅是“乐而成”，鼓励儿子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获得真正的成功。这六个字并不是什么典籍里的话，而是这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造诣的父亲根据自己多年的人生体验总结出来的箴言。

　　那位视郭申元为自己儿子的美国博士导师爱佛斯教授，在得知郭申元死于癌症后，写信给远在中国的郭申元的父母，信的最后是这样几句话：“我相信上帝让申元和我们在一起度过这段时光，自有他的深意，而且，上帝的意图正逐步显现，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完全理解。能结识这样一位优秀的青年，可谓三生有幸。”　　

　                                                              他的贡献远超过比他活得长的人

　　郭申元的家人和朋友们：

　　怀着悲痛的心情，对于我的朋友和科研伙伴郭申元博士的辞世，致以最深切的吊慰。他的离去深深震动了实验室里所有的朋友，因为科学界失去了一位真正优秀和杰出的科学家。值此悲痛的时刻，我想与你们共同追忆，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我所有幸了解的郭申元博士。

　　我第一次见到郭博士是三年前，确切地说，是1997年4月24日，当时他来访问我在哈佛医学院的实验室，寻求在我的课题组继续从事他的研究的可能性。那时，他刚刚完成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博士学位。郭博士当时的研究重点是一种键酶。它参与合成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对这种关键酶的研究，可以使一种新药的制成变为可能，该药可以抑制癌细胞内DNA的活性，从而停止或减慢其失控的合成。他的博士论文导师DAVID H.IVES教授，自豪地向我介绍说，他为郭博士在科研中的贡献而深感骄傲，还向我介绍郭博士的高尚人品、开朗的性格，以及他在医药学方面所具有的无量前途。

　　刚来到哈佛医学院，郭博士的工作以及他与实验室其他成员的合作便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想。对行外人讲述基础研究中的欣喜与激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涉及很多陌生的专业词汇。尽管如此，该我试着从某一角度，来解释郭博士的工作，以此说明他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我过去三十五年的研究，主要是研究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复制过程中涉及的基本机制。DNA的复制过程是机体细胞的染色体忠实复制的基础，这样遗传信息便可以完整地传到下一代细胞。为了完成这一过程，机体形成蛋白质复合物，相互作用以协调DNA复制中的各个步骤。只有深入了解这些过程，才有可能研究出控制癌症等反常过程的治疗方案。

　　郭博士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研究DNA解旋酶的作用机制，这是上述复制过程的重要组成部份。DNA解旋酶负责解开DNA双螺旋，在诸如DNA复制、重组和修复等关键过程中做准备，郭博士的一部份成果已经被国际两大权威生化杂志《生物化学学报》和《细胞》所刊登。郭博士的研究工作对于生命科学界，是一个巨大贡献。因为他鉴定出了起到解旋酶功能的蛋白质部份。该发现导致了解旋酶晶体的制备以及其三维结构的测定，这是科学家首次揭示这类解旋酶的结构。作为结果，郭博士的名字将永远与这一独特的贡献连在一起，而且他的工作将为其他科学家继续这一重要蛋白质提供指路方向。在郭博士手术期间，他正在准备另一篇论文，对解旋酶的结构细节进行直接描述，对于该研究，他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将把郭博士作为朋友和科研伙伴永记心中。他的幽默感，他对别人工作表现的兴趣，以及他的温和与友善将不会被忘记。他总是乐于帮助实验室里向他请教的同事，而且是尽心尽力。当他的病情恶化后，他还以极大的毅力继续从事实验工作，保持自己的尊严，鼓舞着他所有的同事们。

　　郭博士的过早逝世，令人痛惜，但是他所作出的贡献要远远超出比他活得更长的人。

　　忠诚的理查森CHARLS C.RICHARDSON

        (文／薄小波，摘自《新民周刊》2000.27，网络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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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王晓东：美国科学院的年轻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之一，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终身教授，同时也是霍华德休斯研究所（HHMI）的研究员。他因在细胞凋亡生物化学分子机理的研究上作出突出性的贡献，于2004年被评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并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分子生物学奖。2006年，王晓东获得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2007年4月12日晚，趁着王晓东教授来到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给一年级新生上课的机会，我们的记者对王晓东教授进行了简要的采访，以下是采访的内容。

以下简称

记：记者

王：王晓东

记：结合您的奋斗历程，请您简单谈谈做科研的体会，包括酸，甜，苦，辣各个方面。

王：你这个问题挺尖锐的，我现在只记得甜的地方，苦辣都忘记了。就像自己当孩子时，一、二岁以前的事都已经忘记了，记住的全是笑脸和一起出去玩耍等等这些好的事情。做科研也是一样，现在记起来的，都是每一个实验的突破，每一个细节上的领悟，回想起来还是蛮甜的。当然我也经历长时间的迷茫和困惑，但只是暂时的，过后就忘记了。

记：您人生的转折点是什么？

王：在科研生涯上是我儿子的出生。

记：这对您的科研有什么影响？

王：儿子出生时，我还是研究生，每天都忙到半夜，但就是没有结果。本以为孩子出生后会分心，对实验更加不利。有趣的是，有了孩子后，不但没有影响实验，结果反而都依次做出来了。

记：您觉得结婚生子与科研的成功是否存在某些内在的联系？

王：（笑）这倒未必，不过我们实验室的人却总结出“王LAB”的武功秘籍，那就是欲练神功，首先结婚（众人笑）。一般刚进我们实验室的单身，出去的时候都已成双。如你所说，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人有了孩子后，就会觉得责任重大，自己的思想，时间和想问题的角度就会随之而改变。不知是巧合，还是真的有联系，我们实验室有好成果的研究人员都是生了孩子的。

记：问一个专业方面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分子生物学经过每一次的突破，都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现在做的分子生物学都是对前人工作的一些修修补补，特别是基因组测序之后,就是做这个基因功能方面的分析。请问以后的分子生物学会将何去何从？请您做个简单的预测好吗？

王：我不能说预测，只能说体会。我觉得分子生物学是一种手段，它之所以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成为主导的生物科学，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研究基因。以前这是不可以的，生物化学也做不到。分子生物学给了我们创造结果的捷径，它的不断突破，让我们普通的人都能做出许多数据，要是再继续努力的话也许都能成名了。当然分子生物学只是一个手段，是我们理解生物过程的工具。

记：那您认为分子生物学会像经典物理学那样有个终结吗？

王：我觉得分子生物学无法跟经典物理学相比。经典物理学是一个学科，而分子生物学只是一种技术。分子生物学走到今天，其实是一个好事，它给了我们一个回归的机会，我们是不是要抱着分子生物学的手段不断的做下去呢？还是要发展？其实发展是每个科学家不断要思考的过程，因为我们的知识传授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还需对生物过程进行深入的思考，包括我们正在应用的化学生物，利用各种各样的小分子研究生命现象。细胞生物学由于RNAi的发展，结合生物化学，给了我们以前无法想象的重要手段，包括multiple gene knock down和 inducible knock down等。当然细胞生物学还有各种标记，活体观察等。所以我觉得分子生物学只是个工具。如果把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化学生物学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也许能看得更清楚。此外，我觉得还要考虑应用的问题，我们研究一个生物现象，最终是要看我们能不能调控它，能不能发展新的工具去调控它，以及我们这些工具能不能处理人的疾病。我觉得我们应该带着一些有意思的想法去做科研，而不要想着学习生物就是为了理解，所以我觉得大家对科研应该有一个更广阔的看法。

记：我想问一个所有研究生都很关心的问题。您是北京生命科学科学研究所的所长，我不知道那边的研究生毕业有什么要求，但上海生科院的研究生毕业有一个影响因子的问题。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

王：这个，I have no comment,我只能说我自己的学生。当然我这个人对人比较松，所以……（笑）。我认为PI对学生有责任。当然有时会遇到很好的student, they graduate in a couple of years publishing several papers to Cell(laugh). I think everybody should be able to graduate. There is also hard times, with some students trying to solve hard problems year after year in the lab. I have a post-doctoral in my lab, and he works extremely hard. He is very smart and extremely capable, but he wants to solve a big problem. He is a post-doctoral, so he can still stay in the lab. But for a student, what do you do? You have to let him/her graduate. Even the whole lab goes through difficult period from time to time. You have to take care the students. I lose sleep for them, I’m a PI, I have to find a way for them to accomplish something. I think for a studen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have a good training ,and then you have to move on. How can you move on? If you want to move on, you should have something to show for, then you can move on.

记：您是一开始就对科研有兴趣，还是在以后科研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这种兴趣的？

王：我一开始就有兴趣的，不过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表现。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喜欢体育；到了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数学。我很喜欢解决问题后的成就感，比如我经常拿着一张白纸，只要有空坐下来，就在上面算题，算出来后就觉得很高兴。后来真做了科研，其实一开始也挣扎了很多年，一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后的那种成就感，自己没办法控制，老是顺着PI的思路。直到后来做了博后，突然之间找到感觉了，跟PI也能交流自如，然后我们开始体会真正解决问题后的感觉。现在看来也是蛮简单的，你发现了一个问题，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些东西（上课的内容），很多都是我们在研究的问题。.有时候偶有所得，非常轻快的感觉。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有好奇心，你想知道那里发生哪些事情，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如果别人把你领到科学的前沿，你随便一做，就能找出为什么，还能发文章，于是每个人都说这样很好。但是别人把你领到这个前沿的过程比较辛苦，就是首先你得遇到合适的人，做合适的课题，然后最困难的就是坚持。如果你一直想我要成为伟大的科学家，我要找到这个发现，这样带着这种想法坚持十年，最终你就会实现它。

记：在你的科研过程中，当你遇到挫折时，你想过要放弃吗？如果你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遇到了困难，又不想轻易放弃，你会怎么办？

王：我也遇到过很多很困难的事，我的感觉是如果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在走向上班的路上，你觉得还有事情去做，就应该坚持。如果实在没有什么事，快要绝望了，那就放弃，重新开始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记：在你科研生涯的过程中，你放弃过自己做的projects吗？

王：那当然。

记：经常吗？

王：一直如此。我觉得该放弃的时候就放弃，因为可以做的东西很多，生物跟别的领域不一样，问题很多，当然我们都想做重大的问题，很多人都没有做出来的难题。

记：您对我们研究生如何作出好的Science有哪些忠告和希冀?

王：  Have a dream! Think about what you have to do, and what you want to do. Keep your dream alive, I’m sure you all will achieve something! I have no special background. I didn’t graduate from top universities, such as Tinghua, Peking or Fudan Universities. I went to a relative unknown school then for my postgraduate study, and I’d learnt a lot and I found fun along the way, and I continue to have fun. Think about what make you happy and what you want!(来源：与之非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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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这是第一次写人物评论性的文章，要想直接采访到Kornberg教授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有的第一手资料都是从网上以及pubmed上查阅的。
 
科学人物：   Roger D .Kornberg

                    
2006年深秋一个上午，阳光明媚，座落在美国加州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院区西南角Fairchild Building 的一间办公室里，有位老教授正同他的助理说道“快去把Dong Wang叫来，我有事找他。”

不一会儿，只见一个大男孩匆匆走进了教授的房间。

“什么事，Kornberg教授？”Dong Wang的脸上充满了疑问，因为除了在例行的一周组会之外，Kornberg教授很少找他的学生聊天。

“是这样的，我刚收到《细胞》杂志给我的邮件，你投的那篇论文已经被正式接收了，Dong，祝贺你，这个圣诞节你可以好好的享受加州阳光了！”

“啊，真的吗？那太好了，谢谢你，Kornberg教授。”

Dong Wang此刻高兴得几乎快跳起来，这是他从MIT拿到博士学位后，来到Kornberg教授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以来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这篇文章就是刊登在2006年12月1日《细胞》杂志并以封面文章重点报道的最新研究成果：从结构生物学的角度清晰解释了RNA聚合酶Ⅱ的特异性及催化作用。Kornberg教授是这篇文章的通讯作者。事实上，对于北大毕业的中国留学生Dong Wang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在《细胞》上发表论文，也意味着他的人生将会踏上一条不同寻常的旅程。而对于Kornberg教授来说，却已经是第21次收到《细胞》类似的接收函了。此外，他还曾经发表过一百多篇出色的学术论文，其中包括20篇《自然》和《科学》杂志上的优秀文章，

纵观 Kornberg教授的研究，他创造性地制作了详细的晶体结构图片，用于描述真核细胞中转录过程的整个机制。我们从而可以看到新的RNA链如何逐渐生成，以及转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其它若干分子的作用。由于这些图片可以清楚地区分不同的原子，从而使转录过程和转录调节机制的理解成为可能。而06年12月份那篇发表在《细胞》上的文章也是其颇具代表性的一项工作。

正是由于在基因转录方面研究的突出贡献，2006年10月4日，Roger D. Kornberg教授获得2006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这是对这位早已蜚声业内外的59岁犹太人后裔一生的最大肯定。

中国的文化圣人孔子曾经说过，“吾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最近北师大教授于丹在解读《论语》中这句话时，曾生动的阐释了一个人从年轻时的困惑到年迈时的随心所欲这样一个求知的过程。而Kornberg教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47年前，亲眼目睹其父亲Arthur Kornberg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无疑就给12岁的Roger D. Kornberg以深深的影响，一直到他在几近甲子之年登上事业的巅峰。

老Kornberg获奖原因是因为破解基因信息是如何从一个DNA复制到另一个DNA的，而小Kornberg则是在遗传信息如何从DNA转录到mRNA的过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尽管Roger D. Kornberg在得知获奖后表示，他不认为他父亲的得奖对他有着直接帮助，但是他对科学的热情却来自父亲！这份对科学的热爱，让12岁的Roger D. Kornberg早早的树立了人生追求，那便是撚兄居谘，日日如斯，学道，解惑，授业，并取得最终的成功！

在接受诺贝尔奖官方网站的主编Adam Smith采访时，他激动的说道，”Part of the pleasure and the fascination of what we do has been in discovering the mechanics, the inner workings of that machine”。他已经把工作与爱好融为一体，让科学探索的事业成就了自己辉煌的人生价值，也满足了自己对自然奥秘的那份原始天真和好奇的心灵。(来源：与之非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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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丽的科研，魅力的师者       
                          
这是一次期待己久的采访，对象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郭爱克研究员。

郭老师196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专业是生物物理学。1979年又到德国慕尼黑大学动物研究所取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这是二战以后来自中国内地的科学工作者在联邦德国获得的第一个博士学位。归国之后，郭老师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建立了中国首个以果蝇视觉操作式条件化为评价范式的学习记忆实验室。1999年，郭老师应邀到刚成立的上海神经所建立果蝇学习与记忆实验室，直至现在。

郭老师的实验室在神经所三楼的西面。走进实验室，扑鼻而来的是玉米粉和大豆粉发酵后的淡淡酸味，熟悉的人马上就会明白，这里养了很多果蝇。实验室空间不大，摆满了仪器和药品，再加上窄窄的楼层间距，让人觉得有点局促和逼仄。

而正是这样一个实验室，却在神经科学领域，尤其是果蝇的学习与记忆领域，从01年至今发表了一系列极其优秀的科学论文。2007年6月29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第三次发表了神经科学研究所郭爱克院士领导的学习与记忆研究组论文，即关于多巴胺和蘑菇体环路调控果蝇基于价值的抉择的最新研究成果。2007年7月27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细胞》在《前沿》（Leading Edge）栏目的《神经生物学选择》(Neurobiology Select) 中头条地介绍了该篇论文。

郭老师由此也成为唯一一位全部工作皆在中国本土完成而三登《科学》杂志的中国科学家。

执着兴趣，创新科研

雨后的天气不再那么闷热，清风吹拂着窗外的树叶，眼前的郭老师一脸平和，向我们介绍了自己的科研历程。

郭老师的研究兴趣是神经科学的记忆与认知领域，也是以果蝇为模式生物。我们的问题便从这小如蚊蚋的果蝇展开，郭老师指了指电脑上的照片，娓娓说道，果蝇是一种可以实现梦幻般的遗传操作模式生物。它优点众多，比如基因组清晰，遗传背景清晰，行为简单丰富，大脑简约但不简单。

研究果蝇的科学家很多，有的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早期人们发现家蝇有着非常灵敏的视觉，可以快速的发现和拦截目标，这个已经应用于仿生学。果蝇要比家蝇小很多。它有着一些简单的学习和记忆能力，但是国外的实验室在研究果蝇的学习和记忆时，大多是研究果蝇的嗅觉的学习和记忆。从未想过把果蝇放到一个视觉两难的境地，而郭老师实验室却是第一次“吃了这样的螃蟹”。这项工作的研究结果，已经于2001年在《科学》杂志上做过详细报道。研究表明果蝇还有比学习记忆更高的认知行为，就是抉择。果蝇可以在环境变化时作出新的抉择，趋利避害，而抉择也不再被认为是灵长类所特有的生命特征。这是我们中国人首先发现的，并且实验的研究手段也是我们创新的，实验设计更是“四两拨千斤”。这也充分了说明了中国人的智慧与才华。

这就是郭老师第一次在《科学》上发表的论文主要内容，同郭老师合作的是一位由计算机智能和自动化领域转向生物研究的年轻人。

1998年，唐世明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选择到郭老师的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他是工科出生，从事计算机信息与人工智能研究。而郭老师的实验室一直是研究生命科学领域的脑功能可塑性，研究手段则是通过果蝇在“飞行控制模拟器”中的“行为举止”来探知果蝇的学习与记忆。

贝弗里奇曾说过：“青年的敏感和独创精神，一经与成熟科学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相结合，就能相得益彰。”这句话在郭老师的实验室得到很好的应证。

郭老师与唐世明“磨合”后，决定利用信息科学的研究思路，设计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式。他们将颜色和形状两种视觉信息，在一个约1L大小的“飞行器”中同时呈递给果蝇，果蝇是悬挂在“飞行器”中的悬丝上，它的正前方是模拟器壁上不断交替变化着的颜色与形状信息，它必须学习并记住这其中的变化规律并作出正确的反应，从而在随后的测试中不致于受到惩罚。

研究发现，果蝇是可以同时掌握并识别以上两种信息的。而更有意思的是，当这两种信息的线索相互矛盾时，正常的果蝇会根据线索的强度对比而判断出利弊，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而基因突变或化学方法使蘑菇体缺损的果蝇，则会失去这种判断，不能作出有利的选择。

这也就是说动物也是有智慧的，除了学习，记忆外，还能作出抉择。即便是低等的昆虫类的果蝇，也初步具有了认知型能力。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间接的、概括的反映，是认识的最高级形式。在谈到这项研究的意义，以及对人类的思维认知研究会有多大启发时，郭老师笑着说道：

“对人有什么启发，这也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果蝇怎么作出抉择这个问题自身就很重要；另一方面，我们更希望对人类的抉择能有比较和借鉴的意义。人类的抉择也需要多巴胺参与，需要投射到一个和多个特殊执行的脑区，相当于果蝇的蘑菇体。所以，这就跟人类有个比较，果蝇的抉择相当于做了一个简约版的人类抉择系统。当然人类非常复杂，但最基本的环路果蝇还是可以涵盖的，对将来做智能系统可能有帮助，我们会继续深入做下去。”

2001年，唐世明在郭老师实验室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又到北京生物物理所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在唐世明不断巩固战果的同时，2005年,《科学》杂志再次报道郭爱克老师和郭建增博士关于记忆跨模态方面的研究论文。

郭老师事后回忆这篇文章的具体工作时，这样写道：

“这是果蝇认知世界里的又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果蝇的视觉和嗅觉两个模态的学习记忆之间，可以通过协同机制达到非线性的放大，而不是对两个模态的各自的学习记忆作简单的线性叠加。这篇论文得到了两位匿名审稿人的一致好评。一位强调说，‘脑内信息处理的跨模态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学习/记忆的跨模态相互作用是神经科学的热点问题，这篇论文将会引起广泛读者的兴趣……这些发现新颖而有趣,实验设计完成得巧妙，简洁而逻辑清晰’;另一位审稿人称，‘实验完成得彻底，我甚至感觉到它超出了我对该项研究所能预期的’。

(2)潜心研究，拓展战果

科学的思想就好比火花,一颗会点燃另一颗。在果蝇的学习与认知领域，郭老师的实验室已经开辟了一条有前景的崎岖山路。

2007年5月，《神经科学杂志》报道了郭老师实验室彭岳清等人的研究成果，果蝇利用先期学习的经验可以显著提高其随后的视觉特征抽提能力。研究证明，即使是象果蝇一样较为简约的模式动物，也可以利用先期学习的经验来提高某种视觉认知的推广和泛化能力。

2007年6月29日，《科学》杂志第三次发表了郭老师的论文。这项工作大约用了5年多的时间。也是对2001年第一篇在《科学》上发表的文章的进一步深入研究。5年多的实验研究和理论思考，聚焦在果蝇面临冲突环境时的价值抉择的神经环路机制上。研究证明，果蝇中央脑的蘑菇体结构和多巴胺系统共同掌控果蝇的基于价值的抉择。没有二者共同参与的抉择，是简单的“犹豫不决”的线性抉择过程，而二者的协同运作才使两难抉择成为“当机立断”的非线性抉择。

能够做出这么多一系列的优秀研究成果，除了对科研的热情之外，还需要对前科研前瞻的把握，那郭老师对科研的敏锐视角源于何处呢？

“我们这里是比较交叉的，运用到多方面的知识。很感谢我的学生们，他们很投入，充分发挥想像力，这很重要。]此外要与别人多多交流。我就经常跟同学们，蒲先生（注：蒲慕明，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还有其他导师在一起讨论问题，启发思考。一个好的工作要发表，各方面要不停思考。也很感谢审稿人，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希望我们能更上一层楼。审稿是非常严格的，需要做很多工作，务必准确，完美。我们的特点就是课题很重要，设计很巧妙，故事很有趣，所以国外的编辑对我们的工作很感兴趣也很关注。”

在谈到如何做好科学时，郭老师说道，“好的科研，科研方向要有意义，选题重大。比如抉择问题是神经认知科学方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次，思路要清晰。大的方向有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做，要有巧妙的设计，清晰的逻缉，把机制捞出来。作为科研工作者，还要有耐心，沉的住气。比如说学生不能看别人毕业走了就着急，要乐在其中，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说到这，郭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他们2007年6月发表在《科学》上的第三篇论文一些情况。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是04级博士生张柯同学。郭老师说做科学就像交朋友，不是老师逼着做，而是自己想做，让停都停不下来。而张柯正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以果蝇作为模式生物来研究学习和记忆工作量很大。在“飞行器模拟控制”实验中，一个果蝇的训练检测的操作平均24分钟，总共就有数千只果蝇要做，张柯说这是“Tons of work”。

实验的不可确定性以及连续性是很折磨人的。最累的是头天晚上排队粘果蝇，将一个精细的铁钩子胶在果蝇的头与背的连接处，这是个细致慢工活，张柯经常要忙到凌晨一两点。在观察蘑菇体和多巴胺系统的解剖位置的组织化学实验过程中，为了能拍摄到最满意的图片，他连续不断的做了三个月。

这篇论文从投出到正式接收花了半年多的时间。但是论文在投稿之前的写作改修和补实验大约花费了两年时间。在这漫长而又短暂时间里，张柯始终没有松懈过。今年大年初二，张柯便静静的离开了家（他家在常州），回到实验室继续补充自己的实验数据。当然，这一切的动力都是源自对科学的兴趣。灵感的不断验证，科学的不断探索，何尝不是一个愉悦的享受？居里夫人说过：“科学的探讨与研究，其本身就含有至美，其本身给人的愉快就是报酬；所以我在我的工作里面寻得了快乐”。

在谈到以后的打算时，张柯说将继续在郭老师这里做一些关于蘑菇体和多巴胺系统在认知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等具体神经机制方面的研究。至于以后会边走边看，我们相信他的选择，期待着他能够做出更出色的成绩。

后记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郭老师的实验室是一个凝聚力非常强的集体。实验室氛围很好，学生们在实验中互相帮助，相互建议，对各自的工作和思路都很有帮助。比如张柯和彭岳清是双室友（寝室与实验室），晚上回去睡觉的时候两人还经常一起讨论和争论实验设计、计算模型等问题。

师生之间则是真挚与坦诚的友情，郭老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笑着说道，

“就我自己来说，是跟学生交朋友。他们跟我的孩子几乎同龄，从感情上，我很喜欢，觉得他们很可爱，很少训斥他们，更有一种亲情在里面。大家也无高低贵贱之分，平等的讨论问题，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不要让学生见到导师就感到压抑。我的准则就是大家互动，多讨论。”

从郭老师谦逊的话语和亲切的眼神中，我们感觉到，在今天的科学中，只有集体的努力才会有大的成就。而一个深思熟虑的导师，总是力求在集体中创造一种共同热爱科学和渴求知识的气氛，使智力兴趣成为一些线索，以其真挚的、复杂的关系把一个个的学生连接在一起。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不会干涸，一个人也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同理，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发展的影响也是显然的。

郭老师从初中高中都是在非常好的学校，老师都很优秀。大学时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接受了严格的训练。文革后到德国学习，在一个更为严谨的环境下学习。“我的老师和朋友是一为极出色的物理学和生物控制论专家，对我就像是“单兵教练”，经常一对一的讨论问题，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我觉得每个人先天的条件都差不多，后天的环境对成功非常重要。中国人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比如我想只有乌镇那样的环境才能哺育出茅盾和他的《子夜》《林家铺子》。神经所就是一个很好的科学文化环境，在这里大家积极向上，充满着激情。”

我们一直试图搜寻郭老师在做出这么多优秀工作后的密钥，然而时间仓促，一个小时的谈话很快结束。郭老师始终平和谦逊的向我们介绍他们踏踏实实做的工作，那就是为了自己的兴趣而勤勉着。另外郭老师的爱好之广也着实出乎我们意料。

“我所学的知识有很多交叉，从很多社会科学之间也都有些借鉴。我一直认为艺术文化很重要，它们和科学并不是那么遥远。我平时很喜欢看各样的画，可以悟出很多东西，我希望我的学生也能追求这些东西。”说完，郭老兴致盎然的拿出一些他非常喜欢的荷兰的Escher的绘画作品，并细心的对我们给予讲解，以及他如何从中悟到Marr的“二维半”视觉计算理论的。

是的，成功的科学家往往是兴趣广泛的人，长时间钻研一个狭窄的领域则易使人愚钝，而多样化会使人的观点新鲜。对于科学与艺术来说，科学发展了艺术，艺术同样可以促进科学的繁荣，“文艺复兴”所推动的现代科学的最终奠定，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美术所以能产生科学，全从‘真美合一’的观念产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对于真的追求，科学与艺术最终是殊途同归的。

优秀的科研就如名画，那是美丽的。而优秀的科学家同艺术大师一样，那是永恒魅力的。

祝愿郭老在他所热爱的科学事业上，开创新的天地，再创辉煌，越走越好！(文章来源：与之非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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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翰小简历:邓中翰博士，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UC Berkeley）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物理学硕士。曾任职于美国硅谷Sun Microsystem，参与研发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中央处理器UltraSPARC I第一代CPU。之后任职于美国IBM进行单磁子Peta-Flop超大规模量子计算机研究。后在美国硅谷创建半导体公司Pixim，任首任董事长，领导研制高端数码成像半导体传感器，用于监控、卫星、外太空探测等高尖端应用。1999年至今，与国家信息产业部共同在北京中关村创建了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任董事长，领导研发“星光” 系列“中国芯”，并成功实现了产品“星光一号”、“星光二号”、“星光三号”、“星光四号”、“星光五号”的产业化，被三星、飞利浦、惠普、富士通、联想等国际知名企业大批量采用，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同时，邓中翰还是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国家863项目评审专家、中国科协全国委员。 

从中科大到伯克利

邓中翰从小就对星空十分迷醉。

罗大佑的歌词曾经给了少年时代的邓中翰无穷的遐思，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邓中翰的问题就深入到了时间、空间和宇宙。1987年，邓中翰以优异的成绩从家乡南京考上中国科技大学，要知道，科大当年的分数线超过了清华。

邓中翰沉醉于探求知识的过程，大学三年级开始尝试用量子物理的理论来解释地质问题，论文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并且获得了共青团中央及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

如同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的学子中的精英一样，1992年，从中科大毕业的邓中翰来到了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读书，他读的是物理学，继续追求大学与少年时代探寻世界奥秘的梦想。伯克利是怎样的一所大学啊，18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师们的画像高悬在教学楼的走廊里，而且许多人就在讲台上给学生们上课。这对学生们的感召力是巨大的。邓中翰在不长时间就学遍了艰深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等理论。

如果没有另一个选择，邓中翰可能会成为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而邓中翰有了那个新选择的最好解释就是信息时代的大潮几乎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都卷了进来，何 况伯克利分校就在硅谷的旁边。尽管邓中翰所求助的一位导师并不赞成他的想法，但邓中翰还是向学校申请了转到电子工程系，从基础知识结构来说，物理学和电子 工程并不十分兼容，但邓中翰的执著与坚韧又一次让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用短短的时间完成了知识结构的转型，顺利通过考试，并以其独立设计和实验课题的能力“征服”了老师。

而这个时候的邓中翰没有停止对跨学科的知识的渴求，他选修了经济管理学。选择经济管理学的动机，据说是1995年邓中翰随导师去日本参加学术会议，因签证问题滞留日本一周而产生的一种强烈想法。邓中翰不是书呆子，而是一个有着强烈“入世”思想的人，他每时每刻都想有所作为，他非常明白，在当前这个世界上，经济能力说明了一切，否则物理学足够消耗他所有的智力与精力。至此，邓中翰在伯克利也创造了奇迹，他成为伯克利130年历史中第一位拿到物理学硕士、电子工程博士和经济学硕士3个横跨理、工、商学位的人，亦让所有人明白了，不能小看了华人的智慧。

在伯克利的学习生涯中，邓中翰几乎没有一点时间娱乐，在他的日程表里只有学习，还有工作。邓中翰的幸运在于他的经济学的老师中有两位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诺贝尔奖，邓中翰沉浸在这些知识精英们的思想和氛围里感到幸福得不能自拔。的确，在伯克利，想平凡是困难的。

正是对经济学的研究，邓中翰对美国经济、世界经济有了深刻的认识，理解到经济与政治如何发挥作用，美国如何用自己的实力让其他国家为其“打工”，他还认识到一个企业如何在这些时代的洪流和大势中获利等等。邓中翰所有的这些积淀，对于后来诞生的中星微显得那么的宝贵和必要。

“那个念头来得如此迅猛和强烈”

面对考官的“计算机技术的极限是什么”的质问，邓中翰的回答是没有极限。

这是在IBM的一次面试中的场景，邓中翰用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加以解说，结果是，邓中翰被录用了。事实上，1997年，邓中翰一边在伯克利求学之时，便一边加入了商业公司进行实践工作。邓中翰每在一个地方，便成这个地方的焦点人物，不管在伯克利，还是IBM、Sun公司，他都做到极至，作为IBM的高级研究员负责超大规模CMOS集成电路设计研究，邓中翰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获得过“IBM发明创造奖”。如今，在北京的北四环边上他的董事长办公室里，仍保存着他在Sun参与设计制造的芯片，邓中翰说这种芯片现在还广泛地应用在一些CPU上。

邓中翰十分谦和有礼，他说自己没办法不谦虚，在伯克利有那么多大师，在硅谷有那么多优秀企业，而许多优秀企业的创立者都是伯克利的校友。在如此多的人类精英面前，在比较中，自己凭什么骄傲？

适度的、真诚的谦逊让邓中翰有了十分优良的人缘，人缘背后便是机遇。伯克利分校的校长田长霖，学术造诣精深，能有机会遇见这样的导师，真是邓中翰的造化， 更重要的是，正是这位负责任的老师将自己最得意的学生推荐给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周光召访问伯克利期间和邓中翰有过多次深谈，结为忘年交。后来，周光召又 将邓中翰介绍给信息产业部，这就是他最终成为“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的原始起点。

1998年，正值中国IT市场蓬勃发展，国际巨头纷纷加强其中国市场投入，而中国企业亦努力寻求国际IT市场地位之时，赴美考察的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通过周光召的介绍，会见了邓中翰博士。曲维枝和邓中翰深入探讨了国际及国内IT业的情况，邓中翰对IT市场的深刻见解和他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情给曲维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9年10月，邓中翰受国务院之邀回国参加建国50周年国庆观礼。当时的邓中翰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为李岚清等中央负责科技工作的领导讲述了硅谷及国际IT界的现状和前景。其间，邓中翰与各级领导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祖国的巨大变化和勃勃生机强烈地吸引着他，党和各级政府的爱才、惜才之心深深地打动着他。

就是在这一次庆典上，邓中翰下了回国创业的决心，“那个念头来得如此迅猛和强烈，让人难以招架，渴求得让人心悸，现在好像没有机会去体味那种激情了，有点怀念”。邓中翰说。

邓中翰萌生了成立一家中国本土芯片设计公司的设想。在信息产业部和各级相关领导的支持下，1999年10月，他的想法成为了现实，邓中翰与来自朗讯贝尔实验室的张辉、惠普的杨晓东等人放弃了在美国的事业与成就归国，借鉴硅谷模式成立了中星微电子公司。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组成了今天中星微的核心领导团队，他们之间的团结和默契令人称羡。

然而，在邓中翰选择回国创业之前，邓中翰曾经在硅谷创立集成电路公司Pixim，市值很快达到1.5亿美元，邓中翰已经达到了像他这样的莘莘学子难以达到的事业高度，对其回国创业的真实原因，邓中翰用爱国来解释，很多人未必能够真正理解，但这确实是他的思想原貌。“我们的团队都是‘海归’，对为什么回国创业私下里我们发现至少有三点是共识，首先是爱国，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唱高调，那我劝劝他出国走一趟，最好是到美国，只有到了外国，你才能知道什么是‘中国心’；其次是事业心，我和我的伙伴们都是有‘野心’的，不甘心在硅谷，在别人的地盘干一辈子；还有一点可能就是我们技术工作人员的‘老毛病’了，追求将一流的技术转化为一流的生产力，自己创业，做自己的技术，做自己的企业是最直截了当也最有挑战性的工作”。邓中翰说，“我们这些人，当初出去就是为了回来的。”(作者：孙小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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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托马斯·亨特·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是美国生物学家，毕生从事胚胎学和遗传学研究，在孟德尔定律的基础上，创立了现代遗传学的“基因学说”。他最负盛名的是利用果蝇进行的遗传学研究，他和他的助手从中发现了伴性遗传规律，并发现了连锁、交换和不分开现象等，从而发展了染色体遗传学说。为表彰他在创立染色体遗传理论（认为遗传基因是在染色体上作直线排列）方面的功绩，诺贝尔基金会授予他1933年度生理学及医学奖金。

摩尔根于1866年9月25日生于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他的父亲查尔顿·亨特·摩尔根和母亲爱伦·基·霍华德（查尔顿之前妻）都出身于南方名门望族。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他的父亲曾任美国驻西西里岛墨西拿的领事，并曾向朱塞普·加里波第及其“红衫军”提供过帮助。

童年时代，摩尔根对博物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曾用几个夏天的时间，到肯塔基州的乡间、山区和西马里兰州的农村观光游览，这使他有机会搜集化石和考查自然界，在肯塔基的山区，他还同美国地质勘察队一起工作了两个夏天。

1880年，他进入肯塔基州立农机学院（现肯塔基大学）预科学习。两年以后，入该学院本科攻读动物学。1886年，他在肯塔基学院毕业，取得动物学学士学位。随后，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在该大学就读时，摩尔根显出非凡的聪明才智。他在H·涅维尔·马丁指导下攻读普通生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在威廉·N·霍华德指导下攻读解剖学；在威廉·基斯·布鲁克斯指导下攻读形态学和胚胎学。1890年，他完成了论海洋蜘蛛的博士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891年，摩尔根接受了费城附近的布林马尔学院的聘请，到该学院任生物学副教授，从此开始了科学研究生涯。1894年至1895年间，他有幸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动物站工作十个月，这使他有机会结识了以德国胚胎学家汉斯·德雷斯为首的世界各国研究人员。通过坦率地交流思想，他大获裨益。动物站的研究方法和各国生物学家的观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那不勒斯动物站“接触到最优秀的当代成果”。后来，他之所以能在胚胎学研究中运用实验与分析的方法，也是与这段经历分不开的。

1895年，他开始集中研究实验胚胎学，直至1902年。前期主要探索了影响正常胚胎发生的因素，后期着重研究成年幼体中已经丧失或受伤的组织、器官的再生问题。在研究中，他摒弃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单纯依靠描述性解剖学的研究方法，而运用了实验与分析方法。他竭力敦促人们重视定量分析与实验，其中包括物理分析与化学分析。他认为：只有通过实验才能证明生物的进化过程；只有运用严密的科学方法，生物学才会向前发展。在摩尔根的影响下，普通生物学，特别是遗传学和胚胎学从描述性的科学转变成为运用定量分析和实验方法的科学。1901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巨著《再生》，比较全面地总结了那个时期人们对再生问题的认识。这部著作很有见地，首次显示了他的写作才能和分析能力。

1903年，在实验胚胎学研究的基础上，他开始了对进化论的研究，着重研究同确定性别有关的遗传学和细胞学。像本世纪初大多数胚胎学家一样，他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有一定道理，但没有提出任何解释起源或遗传变异的机理。因此，他觉得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不够全面，需要用实验来检验。与此同时，他对孟德尔定律及其染色体理论也有怀疑。他决定用实验和分析方法，验证达尔文理论和孟德尔理论的可靠性。

l904年，摩尔根离开布林马尔学院，受聘到哥伦比亚大学任实验动物学教授。同年，他与丽莲·沃罕·善普逊结婚。她是摩尔根的学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细胞学家。他们婚后生了四个孩子。孩子全部就学后，她重返实验室，为摩尔根后期进行果蝇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到哥伦比亚大学后，摩尔根继续进行先前的进化论研究。直到1910年才告一段落。通过几年大量的实验，他从反面证实了达尔文理论和孟尔染色体理论的正确性。因此放弃了原来的怀疑观点，接受了达尔文理论，也接受了染色体是重要的遗传结构的理论。这种讲究实际的作风，后来受到很多人的称颂。

摩尔根是在1908年前后开始养殖果蝇的。从1910年起，他集中精力研究果蝇的遗传问题。在养殖瓶里的一只雄蝇身上，他发现了一个细小然而明晰的变异：那只绳同通常的红眼睛蝇不同，具有白眼睛。出于好奇心理，他把它同红眼睛雌蝇一起饲养。结果，所有的后代（F1）都是红眼睛。在 F1这一代中进行兄妹交配而产生的第二代F2，其中有一些是白眼睛，而且全是雄性。为解释这个奇异现象，他提出了性别连锁特性的假说。此外，他还发现了其他一些遗传变异，其中许多是有性别连锁性的。鉴于这些情况，摩尔根逐步相信，X染色体携带一系列离散的遗传因子，他把这种因子称作基因，并由此得出结论：基因可能以直线方式排列在染色体上。

随后，摩尔根在A·H·斯图尔提万特、C·B·布里季斯和H·J·穆勒尔等几位哥伦比亚大学生的配合下，迅速把果蝇研究发展成为较大规模的遗传理论研究。1915年，他们集体发表了题为《孟德尔遗传学机理》的著作，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基因理论。

在整个果蝇研究中，摩尔根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干和独特的研究作风。他始终起着一种领导者和鼓舞者的作用，从不以长者自居，而把自己看成研究小组的普通一员。在他领导下的果蝇实验室里，存在一种互谅互让的气氛，没有通常的师生界限，每个人都可以抒发己见，都可以互坦率地批评另一个，有时竟声色俱厉。他的终身助手斯图尔提万特曾就当时果蝇实验室的工作情况作了如下描述：

“每当出现一个新的成果或新的思想时，就由小组进行自由讨论。写出的报告并不总是指明那种思想出自于谁。……我们几乎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互让互谅的关系，这当然就促进了工作。”

摩尔根思想敏锐，想象力丰富。他经常提出一些想法与同事们商讨。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都是由他的学生而不是直接由自己提出来的。他在开展果蝇研究方面的才干，更多地表现在把一群适合研究的人联在一起，以民主和不拘礼仪的方式工作，他听任他们去研究一切主要设想，而不由自己去做。据摩尔根的学生H·J·穆勒尔回忆，摩尔根最善于利用他的同事和学生的思想成果。但他又不居功自傲，总是把研究成果归功于大家。后来，当他获得诺贝尔奖金时，他提出要同他的终身助手和同事C·B·布里委斯和A·H·斯图尔提万特分享，并承担其子女受教育的全部费用。

1925年，摩尔根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以下两个方面：（1）对自己从遗传研究中引出的结论进行总结，探讨遗传学与发生、进化问题的关系；（2）重新研究他在早期曾十分关心的实验胚胎学。直到逝世以前，他一直从事这两个问题的研究。

在这段期间，除了研究工作外，他还担负了一项重要的行政工作。1928年，乔治·埃勒里·赫尔聘请他到加利福尼亚工学院去组建第一个生物系。他经过短时间权衡后，欣然接受。最初，他对自己能否胜任行政工作有点怀疑。后来的实践证明，他不仅胜任，而且把生物系建成了一个沿着新的科研路子（实验分析与定量分析的路子）发展的现代模式的系。生物系成立后，从一开始他就吸引了一批第一流的人才，摩尔根任系主任。他还注意积极开展同其他机构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为创立新的实验体系作出贡献。

l945年12月4日，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沙登纳病逝。终年79岁。

摩尔根的一生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一生，是在胚胎学、遗传学、细胞学和进化论的广阔领域里漫游的一生。在研究中，他究根究底、讲求实际，满腔热忱。平日他很少休假。在哥伦比亚大学的24年中，他只休过一个年假，而且利用这段时间到斯坦福大学继续从事研究工作。颇为有趣的是，他还是一个很有家庭观念的人，即使工作再忙，每天也要抽出一段时间与妻子、孩子在一起。

摩尔根参加过许多学术团体的活动。他是美国遗传学会的会员、美国形态学会会员和1900年度主席、美国博物学会会员和1909年度主席、实验动物学和实验医学学会会员和1910年度主席、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会员和1930年度主席1932年，他担任了在纽约伊萨卡举行的第六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主席。1933年，摩尔根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他是美国哲学学会会员，又是美国全国科学院成员和该院1927年至1931年间的主席。通过全国科学院，他积极地参与了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活动。

摩尔根除获得诺贝尔奖金外，还荣获了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的达尔文奖章（1924年）和柯普莱奖章（1939年）。他一生写下了许多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有《进化与适应》、《进化论批判》、《遗传与批判》、《孟德尔遗传学机理》、《基因理论）、《蛙卵的进化：实验胚胎学入门》、《再生》、《实验胚胎学》和《胚胎学与遗传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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